“政治正确”本是一种避免使特殊社会群体受侵犯或处于不利地位而使用的语言、政策或举措，但21世纪以来，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其内涵不断被异化，它不但没为少数群体带来切实的利益，反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加剧着社会的撕裂和认同感的丧失，这种状况下的政治正确更像是一场秀，一场政客与公众人士们拙劣的表演，那些人嘴上喊着政治正确的口号，内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利益，这样的政治正确只能让人感到恶心。
而近些年的美国，那种近乎变态的政治正确早就不再局限于美国政界，而是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担负着输出美国价值观重任的美国影视产业，早就成为了政治正确的重灾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影视作品的角色日趋脸谱化，剧情则开始样板戏化。
《三体》年8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令整个中国科幻界为之沸腾，我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雨果奖含金量甚高，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奖，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奖，实现了东亚科幻作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通过地球文明与四光年外的三体文明之间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刘慈欣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缜密的思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冷峻的宇宙，其中的很多设定直叫人拍案叫绝。毫无疑问，《三体》配得上雨果奖。
获奖后《三体》迅速破圈，各国乃至世界上各个领域的人都有《三体》的粉丝，这些粉丝不仅包括雷军、马化腾等商业大佬，甚至还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有人说，因为《三体》，中国的科幻文学进入世界顶尖水平，就《三体》的影响力而言，此种说法并非夸大其辞。
《三体》获奖后，一直有人希望将其搬上银幕与观众见面，但同时，很多《三体》谜却表示担忧，因为《三体》系列，自第二部《黑暗森林》开始，便进入了宇宙尺度。如此宏大的尺度是否能够在影视化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对于科幻迷来说是个未知数。
年，刘慈欣的另一部小说《流浪地球》被拍成电影并取得不小的成功后，关于《三体》应该交给国内影视公司拍摄还是交给外国公司拍摄的争论不绝于耳。
支持交给国外（主要是美国）者认为：中国的科幻电影刚刚起步，很多技术还不够成熟，对于宇宙尺度的特效处理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而美国有数十年的拍摄科幻电影的经验，相关问题的处理上应该会做得更加游刃有余。
而支持国内影视公司拍摄更为合适的人则认为：中国人应该更能理解中国作家刘慈欣作品的精神内核，这样拍摄出的作品，或许在特效上差强人意，但是总好过美国人拍摄的科技感十足精神内核却出现严重偏差的爆米花电影。
当然了，关于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三体》作者刘慈欣在接受采访时亲自表示：对于《三体》的影视化，中美两国都已经开始行动，而中国的作品将更快与观众见面。
虽然如今的结果让交给国内拍还是国外拍的争论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国内国外都在进行拍摄，但是读者们仍就国内与国外，谁能拍出更好的效果而争论不休。
事实上，这种争论归根结底是围绕一个问题：在改编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的时候，到底是特效重要还是精神内核重要？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对于《三体》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无疑是精神内核，因为《三体》是作为一本科幻文学作品而被人们熟知的，即便其传递信息的方式是简单的文字，仍能起到震撼心灵的效果，而《三体》真正吸引人的也是其精神内核，是作者通过文字表现出的那种对于宇宙的深邃的思考。
当然，如果影视化后，在配合上宏大的视觉效果，那种震撼会更上一层楼，但如果其精神内核被改得面目全非，无论特效多么炸裂，都没有太大意义。
那么，美国影视公司是否能够很好还原《三体》的精神内核呢？
恐怕很难，造成这种障碍的，首先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东西方人理解事物的角度不同，当然，这倒不是说，西方人不能试图去理解东方文化，《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对于佛经深有研究，虽然其关于佛经的理解与传统的东方人的理解方式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也不失为对于佛经的另一种解释。
然而，现如今的美国很难将《三体》讲述的故事和其表达的内涵通过银幕进行展现，即使是按照西方人的理解方式展现也不行，因为在政治正确横行的美国，《三体》的诸多情节根本无法体现，因为其实在是政治太不正确了。
未来与历史，生存与自由相比于其他文学，科幻文学有其特殊的一面，用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话说就是：“科幻描写的是未来的历史。”
阿西莫夫
在一次采访中，刘慈欣被问到科幻作品是否应该批判现实时表示，科幻作品更重要的是想象力，不应该沦为批判现实的工具。
然而，在其他的采访中，刘慈欣又表示自己十分欣赏现实主义作品。
这两种看似矛盾观点可以大体上勾勒出刘慈欣对于科幻作品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态度：科幻可以被用来反映现实问题，但是如果科幻仅仅成为批判现实的工具，那么其想象力势必大打折扣，影响科幻作品的质量。
科幻作品发生在未来，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都与今日不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的改变，这就是刘慈欣认为过分的强调批判现实会有损科幻作品想象力的原因，因为现在与未来的道德体系是不同的，以如今的道德体系去评判日后的事物，毫无疑问是不合时宜且愚蠢的。
《三体》故事的开端是地球文明遭遇更高级三体文明的直接威胁，虽然地球人的基础物理学被质子锁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社会问题势必导致整个社会做出调整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的道德体系也将势必随之改变。这样的问题在日后又被无数次提及：如《黑暗森林》中，章北海的叛逃在最初被认为是犯罪，而在地球舰队被摧毁后，章北海则成为了英雄；而“蓝色空间号”在黑暗战争中消灭友舰的行为在地球人与三体人和平相处的时期被认为是一种反人类行为，而在其向宇宙广播三体人位置导致三体人撤离后，又被视为人类最后的希望。
人类的道德体系是在不断变化的，《三体》中一句话能够很好地形容这一点：进入过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
而在美国盛行的政治正确却打着多元文化的幌子推行单一的价值体系，谁敢违反立刻被喷得体无完肤。
不说别的，单单《三体》关于民主自由与生存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在政治正确下的美国就不可能被接受。
有很多读者认为，刘慈欣反自由，反民主，但事实并非如此，《三体》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好处。
例如，地球文明的发展速度为何远快于三体文明，刘慈欣认为正是因为地球文明发展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又比如，章北海与追击他的四艘太空战舰进入太空后，这个临时组建的舰队曾希望章北海获得绝对的权力，但章北海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如果保持当前的技术水平不变，这支太空舰队根本无法达到为人类延续火种的目标，要想达到该目标，必须要获得发展，而能够带来快速发展的恰恰是自由民主制度；再比如，“蓝色空间”号舰长褚岩在是否向宇宙广播三体星系位置的问题时没有选择独断专行，而是要两个舰队的人举行投票。
显然，刘慈欣反对的不是自由民主本身，而是对自由民主的过度神话，认为自由民主（当然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三体》中所要表达的是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前和宇宙的尺度下，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可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有时，自由民主是种巨大优势，而有时却是劣势。
当然，纵使《三体》并未反民主反自由，在政治正确的美国，其对民主自由制度不是全部的肯定，这就是不能被允许的。
《三体》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格格不入，或者说《三体》中的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更复杂，这就是西方拍摄《三体》是面临的的一个重要死结。
种族、性别、环境当然，政治正确并不仅仅涉及价值观，它还涉及种族、性别、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等多个方面，而这些又让美国影视化《三体》的难度更上一层楼。
种族方面，《三体》是一部以宇宙为背景的科幻作品，由于同属一个文明体系，《三体》对于地球人的区分十分笼统，只是大致的分为亚洲、欧洲、美洲等几个地区的人，而对于肤色，《三体》几乎没有介绍。
而由于是一部中国的科幻作品，《三体》中大部分对情节起推动作用的都是中国人，如叶文洁、史强、罗辑、章北海、程心等，而真正对情节起到较大推动作用的西方人只有托马斯维德一个人。
而这显然与美国极力提倡的所谓“多元”文化不符，连几十年前的作品中只有白人没有黑人都会被翻旧账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三体》主要情节由黄种人推动，白人起一定的辅助作用，完全没黑人什么事（重点是没黑人什么事），这在当今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小道消息称，要出演整部《三体》最重要的灵魂人物罗辑的是一位黑人小哥。
除种族外，《三体》也很容易被扣上性别歧视的帽子，其中两位女性主角叶文洁和程心，一个是因为对人类绝望而引发三体危机的人，一个则是两次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判断，葬送整个人类文明，这在极端女权的眼里可是不能接受的。
除了种族与性别上的政治不正确，如今被西方炒得火热的环境问题也与《三体》格格不入。
《黑暗森林》中第二个面壁者雷迪亚兹试图穷尽地球资源制造恒星级核弹以威胁摧毁水星进而导致连锁反应来威胁三体人的剧情实在是不怎么环保。
而事实上，《三体》第一个大高潮面壁计划的四个执行人的身份与好莱坞脸谱化的人物形象正好相反，四个面壁者：美国人泰勒、欧洲人希恩斯、南美人雷迪亚兹与中国人罗辑中，后三者的计划要么取得成功，就算不成功也有一定价值，唯独美国人泰勒的计划毫无价值，这与美国人向世界宣扬的价值观正好相反。
以上种种都是美国社会现状与《三体》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格格不入的地方，二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为了迎合政治正确，其剧情势必被改得面目全非，女权、动保、环保等诸多因素都将被强行植入，在这样的背景下，让一个黑人饰演罗辑也完全可以理解。
总之，千万别对美国版的《三体》抱有任何希望。
帝国的暮年科幻虽写的是未来，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要受作者所处的当下的社会现状的影响，在一个国家的上升期，其科幻作品往往也有着宏大的世界观和丰富的想象力，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国力的一种体现。
上世纪50年代，在计算机技术尚未普及的时代，美国作家阿西莫夫就以一篇名为《最后的问题》的短篇小说，深刻探讨了人类乃至宇宙的终极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美国人胸襟与理想的最好体现。
但近30年来，随着美国去工业化的进行，美国的科幻作品越来越“软”，格局越来越小。
当然，软科幻同样可以有精品，年，中国姑娘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软科幻作品，但却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而如今的美国，被政治正确束缚住手脚的美国人即使在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题的软科幻上也难有成就，政治正确让作者们被束缚住手脚，只敢在在边边角角的问题上浅尝辄止，对于核心问题，作者们并不敢太过深入，因为一旦深入，就会触及政治正确的禁区。
某种程度上讲，想象力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而支撑想象力的是希望，出身普通家庭，几乎没出过阳泉的“刘电工”可以将思维扩展到宇宙边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上升期，他能够看到希望。
而如今的美国科幻作品的想象力枯竭，除了政治正确外，更大的原因是他们正好处于一个帝国的暮年，一个两极分化、阶级固化严重，希望是奢侈品的时代。
刘慈欣曾有一部小说叫《赡养上帝》，小说中的“上帝文明”曾经可以进行星际航行，可以打赢星系级别的大战，可以影响其他星球生物的演化过程，但是当这个文明到达暮年，他们只能来到地球向地球人乞讨：“我们是上帝，看在我们曾经创造了你们的份上，给点吃的吧。”
美国版的《三体》注定不会是什么佳作，但或许我们不应该因此苛责美国，原因无他，美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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