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跨越国界的拉丁语文学，是欧洲多国民族语言文学的源泉之一。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中古拉丁语文学由古典拉丁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而成，包括诗歌、散文作品及大量译自希腊语、阿拉伯语的译著，其中许多是纯粹宗教性的，也有虽与宗教有关但仍可视为世俗的作品。
拉丁语诗歌经历了三次勃兴。第一次是在8至9世纪的加洛林时期；第三次是在中古晚期，这时期的拉丁语诗歌虽然吸纳了古典精神，技巧完美，但已无法与生命力旺盛、日趋成熟的民族语诗歌抗衡。位于中间的第二次复苏（12至13世纪）成果最丰硕，影响最大，其中埃塞克特的约瑟夫所著《特洛伊》和夏特龙的沃特尔所著《亚历山大》两篇史诗对民族语诗歌有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作歌利亚迪的放纵派行吟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是大学生、教师、修士和教士，他们素谙基督教经文，且熟读古典诗歌，尤其推崇奥维德的《变形记》。他们用诗歌来嘲弄现存的价值和秩序。他们自称“口袋空空、精神轻松”，肆无忌惮地歌唱青春、美酒、爱情等尘世的欢乐。其诗作常常套用祷文、忏悔、圣经、教会法规和大学课本的形式和词句，稍事修改，即创造出一种尖刻滑稽的戏仿，矛头直指教会制度和高层教士。这群诗人中最重要的有12世纪中期奥尔良神职人员休和英国的沃尔特·马普（-?）。
拉丁文学中重要的散文作品有历代志、编年史等历史著作。较早的编年史记叙一般比较简略，且地方色彩较重。历代志往往从创世写起，相当一部分以早期神学家代代相袭的记载为蓝本，因此有价值的只是作者对自己时代事件的叙述。6世纪法兰克人图尔的格列高利所著《法兰克人史》是有关日耳曼部族的最全面的史料。
与这两种形式相关的是教会史及记载教皇、主教、国王生平等的传记雏形，重要的作品有7至8世纪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教士比德的《英格兰人教会史》（），12世纪英国蒙默思的杰弗里所著《不列颠国王史》（?），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所著《教廷史》（约），弗里泽的奥托（约-）写其侄子生平的《腓特烈一世传》（去世前不久完成）、阿德里斯的兰伯特写的封建领主史等。
关于十字军的重要作品有叙利亚推罗地方的威廉所著《耶路撒冷史》（-）。由于早期教会认为教育的目的只是培养能写会读的教士，古典教育的内容便被压缩到最简略的程度，一批概略、摘要、百科全书应运而生。如马提阿努斯·凯派拉所著的散文和诗体并用的《论语文学与水星之联姻》（约-），以隐喻开端，继而提出以文法、修辞、逻辑、几何、数学、天文及音乐这“七艺”为学校教育的七门课程；又如塞尔维亚的伊西多尔（约-）的《语源学》，实为一部20卷的百科全书。
这类书通常错误百出、迷信充斥，更多是蒙蔽而不是启发当时人的心智。在这些作家中出类拔萃的是5至6世纪的罗马哲学家波义提乌（?-），他的《哲学的安慰》（-?）被誉为充满了“最宁静、亲切的智慧”，体现了中世纪作家的灵魂。
最后应简略提到的是在中世纪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大量拉丁语译著。第一次翻译热潮出现在中世纪初期，被译为拉丁语的包括希腊神学家的著作、旷野教父传略、波义提乌所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及圣哲罗姆译自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圣经》。出现在中古盛期的第二次翻译热潮规模更大，成果更丰富。长期与拜占庭的希腊文化隔绝的西欧人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获得大量古希腊哲学、科学著作。10至11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文化昌盛，人才辈出，阿拔斯王朝的第七个哈里发马蒙在巴格达创立“智慧之宫”，各路学者、翻译家云集于此，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典科学著作译成阿拉伯语。
自8世纪初开始，西班牙由穆斯林控制，成为不同文化的交汇处，将上述作品由阿拉伯语译为拉丁语的工作主要在这里进行。另一个翻译中心是曾被穆斯林统治过近二百年的西西里岛。到13世纪末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几乎都已译为拉丁语，其他还有希波克拉底、盖伦、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托勒密等科学家的作品。伟大的阿拉伯学者阿威罗厄斯、阿维森纳等人的成就和思想也被介绍给西欧。这次翻译热潮使闭塞的西欧广泛接触到古典时代的哲学和科学成就，以及灿烂的阿拉伯文化。
这对欧洲思想文化的繁荣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应看到，与15世纪的文艺复兴不同，古典时代的文学、历史著作却不在当时介绍之列，这表明在翻译热潮背后更多的是实用的考虑，而非广阔的人文兴趣。在年前以民族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最重要的是于8世纪晚期写成的《贝奥武甫》。其他民族语言的英雄史诗都成文于文化繁荣的12世纪或13世纪。其中冰岛史诗《旧埃达》以它的纯粹的古日耳曼神话及精神有别于其他英雄史诗。
在《贝奥武甫》中，基督教观点的影响已依稀可见。成于11、12世纪的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和中古法语的《罗兰之歌》讲述的便是基督教骑士征伐西班牙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的故事，带有清晰的基督教色彩，以至有人评论说这类诗歌是武力加虔诚，再加一点伤感。基辅罗斯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于12世纪末用古俄语写成，是一部富于民族特色的抒情叙述作品。13世纪中古高地德语的《尼伯龙根之歌》的故事来自《旧埃达》，但明显受其写作时代的影响。
用民族语言写的世俗文学的第二种重要形式是行吟诗人／歌手的抒情诗歌，它与英雄史诗几乎同时出现。第一个堪称行吟诗人的是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生活于法国南部的阿基坦公爵，即威廉第九，一个行为放荡不羁、数次被开除教籍的封建领主。他写了一些歌颂妇女的诗歌，歌中的女人被理想化，成为可望但往往不可及的美人，骑士要努力赢得谦卑地为她服务的荣耀；一个骑士需具备骁勇、慷慨、青春的活力、自律等品质，以及对幸福既积极又适度的追求。骑士视所爱的女人为自己的主人，甚至将她提到圣母的地位。这种把爱情拔高到神圣之爱的做法无疑出自封建体制与宗教的影响。
受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讽刺性作品《爱的艺术》的影响，12世纪法国的安德鲁·德·夏普兰著有《论爱情及对策》，13世纪法国又有吉约姆·德·洛里和让·德·墨恩所著喻体长诗《玫瑰传奇》，这两部书提供了实施典雅爱情的具体操作规则和要求。在行吟诗人的诗歌中骑士精神首次得到明确的表现和界定。始于威廉第九的传统得到其孙女阿基坦的埃莱诺（-）及其女儿香槟伯爵夫人（-?）的倡导、支持，从法国流传到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
直到14世纪晚期人们的欣赏趣味改变了，诗歌创作扩大到整个贵族社会，不再局限于受到专门训练的歌手时，这个传统才告结束。在这年中出现了诸如法国的贝尔纳·德·旺塔杜尔（卒?）、贝特朗·德·博恩（约-或）、德国的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等重要诗人和歌手。上述两种形式汇合成浪漫传奇，因此传奇和英雄史诗之间有时并无清晰的分界线。以12世纪佚名氏根据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写的《埃涅阿斯传奇》为例，爱情作为对英雄的进一步考验被加进战争故事中。这样，史诗经过改造，获得新的主题和表现手段，才逐渐变成传奇。
传奇以英雄为主人公，通过诗体或散文体叙事，并以娱乐读者为其目的。重要的传奇作品有香槟伯爵夫人门下克里蒂安·德·特鲁瓦的《亚瑟王传奇》、玛丽·德·法朗士（创作旺期为12世纪晚期）的叙事诗，中古英语的《霍恩王》（约?）、《哈夫洛克》（约）、《亚瑟王与墨林》（13世纪下半叶）、《沃里克的盖依》（约）、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骑士的故事”、《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高特夫里特·封·斯特拉斯堡用中古德语写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等。
结语
传奇虽然是世俗文学作品，却常常散发虔诚的宗教气味，道德说教的片断并不少见。传奇所采用的技巧、程式、宣扬的价值等等不仅对当时其他的文学形式有一定的影响（如编年史、圣徒传、抒情诗等），而且作为现代小说的源头，它的题材、叙事方式、象征、隐喻、反讽等手段的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虽然与宗教教诲性的作品相比，传奇的读者（听众）数量较小，但在14世纪它的读者群扩大，乡村地主、城市商人加入了读者队伍，中产阶级渴望分享贵族的文化，贵族则以此证明自己生活方式的特殊价值，这也许就是《亚瑟王之死》在中世纪末期的15世纪大受欢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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